健康的环境对青少年物质成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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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环境对青少年物质成瘾的影响

尝试吸食大麻一般始于青少年时期。2010年本课题组调查结果显示,曾经尝试吸食大麻的青少年比例有随着年级增长而下降的趋势,多数青少年最初接触毒品几乎都是出于好奇,由于他们对毒品(包括新型毒品和兴奋剂)的认知能力有限,毒品特别是新型毒品对青少年的成长威胁日趋严重。在传统毒品和新型毒品的冲击下,我国青少年尝试吸食大麻的比例比2010年增加了,更为严重的是,毒品已经开始向学校渗透,这一现象对个人健康、家庭和睦和社会稳定均会带来极大的危害。

本课题组于2017年12月到2018年1月,在直辖市北京、省会城市武汉、沈阳和非省会城市大连以及鞍山市岫岩县开展青少年健康行为网络问卷调查。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学龄儿童健康行为”研究模型的国际标准抽样方法,每个省市不少于1500份样本,三个省市不少于4500个样本,参与调查的样本要求在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年龄段中抽取,平均年龄为11.5岁、13.5岁和15.5岁。首先,按照性别、年龄、地域、城市类型、学校类型随机抽取样本学校;其次,在样本学校中随机抽取符合年龄要求的班级。

在实际调查中,共有28所中学和小学参加了本次网络问卷调查,调查人数,共计4991位,
有效调查问卷4941份,有效收回率为99%。从性别分布来看,男生2625人,占53.1%;女生2316人,占46.9%。从年级分布来看,小学生1462人,占29.6%;初中生1833人,占37%;高中生1646人,占33.3%。

吸烟:.在测量青少年的吸烟频率时,设置的题目为:“到目前为止的吸烟天数”,问卷设置了三个选项,分别是0天、10-19天、20天及以上。饮酒:在测量青少年饮酒频率时,设置的题目为:“到目前为止的饮酒天数”,问卷设置了三个选项,分别是0天、10-19天、20天及以上。吸食大麻:在测量青少年吸食大麻频率时,设置的题目为:“到目前为止的吸食大麻次数”以及“近30天内的吸食大麻次数”,问卷设置了三个选项,分是0次、10-19次、20次及以上。

健康的环境对青少年物质成瘾的影响

物质性成瘾行为---吸烟、饮酒、吸食大麻通过了解青少年到目前为止吸烟、饮酒、吸食大麻的天数,分析家庭、学校、同伴、地域、家庭富裕程度等因素对其物质性成瘾行为的影响。

第一,从性别和年龄角度来看,吸烟、饮酒、吸食大麻三种物质性成瘾行为的发生频率男生
均高于女生,其中男生吸烟天数在20天及以上的比例为4.7%,远高于女生的1.3%,并且随着年级的升高而不断增加,高中生这三种行为情况较为严重,高中生吸烟天数在20天及以上的比例为6.9%,比初中生的比例高出5.4%;高中生中饮酒天数在20天及以上的比例高达9.3%,比初中生的比例高出6.3%。

由于我国没有法律禁止青少年吸烟、饮酒,加上社会对男性吸烟、饮酒接纳度高,比较宽容,高年级男生吸烟、饮酒被认为是成熟的表现,更有“男子气概”,觉得吸烟“很酷”,加上烟草公司的广告诱使,香烟的易得及低廉的价格,使吸烟在青少年中相当流行。因此,男生比女生对成瘾性物质的使用比例高。随着年龄的增加,青少年成瘾性比例升高,一方面是由于同龄人的诱惑和压力,如果周围有同伴吸烟、饮酒,那么他很有可能也跟着吸烟、饮酒;另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竞争激烈,应试教育强调分数和排名,社会和家庭寄予孩子过高的期望,青少年普遍感到生活压力和学习压力大,通过使用成瘾性物质宣泄压力,反抗在他们看来不合理的生活、学习制度安排。随着年龄增加,男生更趋向于压抑自己的内心,当感受到无助、无望、无奈时,希望通过成瘾物质来缓解压力和紧张、逃避现实问题、逃离困境。此外,年龄越大,自主权越多,脱离父母监管的愿望越强烈,尝试使用成瘾物质的比例也逐渐增多。

第二,从社会因素来看,留守儿童吸烟和吸食大麻的频率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留守儿童吸
烟天数在20天及以上的百分比为4.5%,远高于非留守儿童的0.8%;流动儿童的吸烟频率显著高于非流动儿童;吸烟和饮酒行为的发生频率都与生活满意度成反比,其中生活满意度较低的青少年吸烟和饮酒天数在20天及以上的百分比分别为9%和11.6%,远高于其他生活满意度较高的青少年。

根据失范-压力理论,默顿认为如果社会过分强调成功的文化价值理念,各个社会阶层都抱着雄心壮志追求成功,但社会底层的人发现成功的机会非常少,很快会陷于难堪的境地,尽管他们想通过奋斗获得成功,但是却得不到机会。下层社会成员发生偏差行为是由于社会条件所导致的,这是社会过分强调成功和弱势群体难以成功的矛盾所致。过高的成功欲望与成功机会的相对稀缺,导致人们过度紧张、压力重重,迫使他们做出偏差或越轨行为。

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吸烟和吸食大麻的比例高于非留守儿童、非流动儿童,主要是由于流动儿童、留守儿童都处于社会底层,获取成功的社会机会较少,尤其是流动儿童在城市遭受社会歧视、制度排斥,留守儿童由于远离父母,家庭教育、监管功能缺失,亲子互动、沟通减少或丧失,缺乏监管。这两类儿童群体或出于逃避压力,或出于对现实的对抗和逃避现实的困境,容易尝试使用成瘾性物质,希望通过使用成瘾性物质,在心理上寻找安慰和补偿。科恩的身份挫折理论认为,下层青少年只有在遭遇挫折时才会引发偏差行为。

第三,从家庭因素来看,有吸烟、饮酒、吸食大麻这三种物质性成瘾行为的青少年,与父母居住在一起的发生比例要低于不与父母居住在一起的比例,尤其是这三种行为发生天数在20天及以上部分的比例中,不与父母居住在一起的比例分别为8%、7.4%、3.3%,远高于与父母居住在一起的比例2.8%、3.6%、0.9%;父母中有吸烟行为的青少年发生这三种行为的比例均高于父母中没有吸烟行为的比例,其中吸烟天数在20天及以上的比例中,父母中有吸烟行为的青少年发生这三种行为的比例为8%,远高于父母中无吸烟行为的2.8%;住校青少年这三种行为的发生比例均高于不住校的比例,家庭富裕程度中等的青少年这三种行为的发生比例均最低。

健康的环境对青少年物质成瘾的影响

家庭是儿童社会化的第一场域,父母的言行举止,尤其是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对儿童的行为养成影响深远。父母有吸烟、饮酒、吸食大麻这些行为,无形中给孩子树立了榜样,至少会让他们觉得这些行为是可以接受的。如果父母跟孩子分离,更易导致孩子在遇到烦恼时,模仿父母行为,通过吸烟、饮酒、吸食大麻这些行为逃避现实问题。家庭富裕程度对青少年成瘾性物质使用会产生直接影响,家庭富裕程度高的酒精消费高,是享受生活的需要,而家庭富裕程度低的酒精消费普遍是因为贫困人群无力改变困境,家庭生活常常处于压力之下,非常压抑。

他们的自豪感和自尊心遭受社会的排斥、剥夺,把吸烟、饮酒、吸毒当作一种逃避贫困、歧视和剥夺感的方法。中等富裕程度家庭的青少年既不需要通过吸烟、饮酒来享受生活,也需要不用吸烟、饮酒、吸毒来排解压力,因此,他们成瘾性物质使用的比例最低。住校生发生吸烟、饮酒、吸毒的比例高于非住校生,是因为学生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压力、烦恼、困惑没法及时与父母沟通,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消化和处理,如果周围同伴有吸烟、饮酒、吸毒行为,学校又监管不严,很有可能效仿同伴行为。因此,在青少年成瘾性物质使用的比例上,住校生高于非住校生。

从同伴因素来看,周围同学中有吸烟行为的青少年中,三种物质性成瘾行为发生的频率均高于周围同学中没有吸烟行为的青少年,其中周围同学中有吸烟行为的青少年吸烟天数在20天及以上的百分比为10.3%,比周围同学中没有吸烟行为的青少年高出9.5%。青春期获得身份认同是社会化过程中一项重要的任务,同伴文化、交往规则、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行为等都会对处于青春期的中小学生产生重要影响。部分学生为了融入某一圈子,极力效仿圈内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这是大部分青少年在交往过程中首次尝试吸烟、饮酒、吸食大麻成瘾性物质的重要原因。

根据格莱森的差异认同理论,如果在行为和差异交往之间介入差异认同,偏差行为很有可能发生。萨瑟兰的差异交往理论认为,如果人们与抱有偏差想法的人接触多,而与反偏差的人接触少,就可能变成行为偏差者。如果周围有吸烟、饮酒、吸毒的同伴,朝夕相处,很有可能会效仿。因此,周围同伴有物质成瘾行为的青少年成瘾性物质使用比例高。